作家赵柏田的历史随笔侧重于对明清以降江南一带知识分子、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内心世界深刻幽微的书写，并渐呈颇具个性的写作风貌。把这种个性放到他出生和成长经历的背景下来考察，其实大体契合了当下历史随笔写作的整体趋势，即作家在地性选择的自觉性和人文资源聚合的先天性。
就时间线来说，《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以下简称《岩中花树》）在《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的出版之前，但后者在读者群激荡起来的影响力，似乎更在前者之上。或许普通读者更歆羡晚明南方士人的优雅风调和生活情趣，而不太愿意触及他们与意识形态高度关联的复杂内心。尽管两部作品内在的理路和逻辑是相通的，但前者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思想史的研究上，显然比后者深刻得多。就我个人的品读趣味而言，前者的价值仍然要高出后者不少。细论之，前者对特定历史时段、特定人群在隐退与进击之间的矛盾刻画，几有刻入骨血的功力呈现。而这一点，恰是困扰知识分子阶层几千年的终极问题。
《岩中花树》以历史时间为线，依次进入到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张潮等十多位大儒生活的时空，以严密而全备的考证功夫和细腻绵密的心灵观照，一一展现这些大儒悲欣交集的个人命运及其思想贡献，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中国江南士大夫群体思想演进的历史图景。
对明清思想史的研究，王阳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山头，但似乎也是最难攻下的山头，因为对于他影响思想史数百年的“知行合一”的理解，既容易落入前人陈说，又容易偏离核心。赵柏田在书中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以“化身”为“我”的细腻笔法，完成了对王阳明一生三不朽的自画像，但似乎更像王阳明生命及其学术思想的编年史。其“入”于《传习录》为代表的王阳明著作及其信札、“出”于隐退与进击之间的生命思考，为读者举重若轻、删繁就简、化厚为薄，实在是功莫大焉。
在《道德剧》一章里，赵柏田通过写张苍水的抗争和慷慨赴死，写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士大夫阶层面对死亡的众生相，其提炼的“道德剧”观点，实是于诙谐的嘲弄和怆痛的悲悯中，赋予了这种死亡的戏剧性效果。微不足道的个人命运在强大的历史机器碾压之下，所有死亡的选择似乎都值得同情和理解。当然，苟活者也并非不可以获得谅解。道德表演下的死亡，或者道义需要意义上的赴死表演，并不折损张苍水们的人格魅力和历史对他们的客观评价，但是否指明仍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这关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气节。
对黄宗羲的思想世界的反映，显然要比王阳明困难得多——王阳明至少不用背负民族大义这个道德枷锁，但民族大义反过来也是解读黄宗羲的最好密钥。《从雪交亭到续钞堂》一章，关注黄宗羲在1649年后的生活及其思想演进。从黄宗羲的交际和唱酬里，大约可以梳理出他思想微妙变化的轨迹。早期，致力于追求个人的道德修养；中期，努力向学术研究转变；晚期，为着现实的需要而冰释敌意，不再进退维谷。这一时期，他似乎也并不对死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道德评价萦怀于心，在一些写给师友的信中，甚至不乏对新朝圣明的讴歌和礼赞。这大约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上的进击。“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有什么力量能阻止集体话语如同空气一般地弥散？”对晚年黄宗羲的“变节”，赵柏田似乎给予了尽可能的同情。
全祖望“一生负气”，远离官场，却终于帮助他成就了非凡的史学和文学成就。所以，对天分奇高的人而言，隐退并非意味着一无所成。章学诚一生游幕和讲学的经历，与全祖望有十分相近之处，他们似乎都是被主流官场抛弃的人，但也正因为此，他们才成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赞助群体。汪辉祖作为江南的名幕，其生涯状态大约是隐退与进击之间的最好状态，幕宾身份部分地帮他实现了庙堂进击的理想。至于张潮，他在刊刻图书、求人作序这些事项上的不自信，集中体现了一个士人对进击庙堂的热衷。至于《感官世界——晚明士人的物质生活》一章，我认为可以算作《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的先声，放在《岩中花树》一书里，略有违和。
至此，我大约是读出了这本书隐伏的主题：对特定历史时段、特定人群的隐退与进击这个千古矛盾的历史解读。那么，究竟是隐退好还是进击好？对于这个终极之问，赵柏田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答。事实上，哪里又有准确的解答呢。这本书里这些智识非凡的人尚且在这个千古一问里困扰一生，更何况凡人乎？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在传统这面镜子里，照见历史曾经是怎样的模样。赵柏田说：“我们回头看时，那姿态却应该是前倾的。”就像我们看那“岩中花树”一样：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看见他们的隐退与进击，看到他们的痛苦与矛盾，我们才能对这个千古一问明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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